个人配资炒股东征之事不必有，东征之志不可无，李鸿章评价对日作战

19世纪末期，中国在朝鲜汉城取得的军事胜利，犹如一剂强心针注入了清廷士大夫们的血脉。这场被称为第一次朝鲜之乱的冲突中，清军成功挫败了日本的挑衅，这一胜利让朝堂上下弥漫着一种危险的乐观情绪。许多官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，却未曾意识到这种情绪正悄然演变成致命的轻敌心态。更令人忧虑的是，他们不仅浑然不觉，反而坚信自己的判断绝对正确。在这场胜利的余晖中，两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将领——张謇和袁世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：趁此良机将朝鲜彻底纳入中国版图，实行内地化管理。他们认为，这样既能加强对朝鲜的控制，又能将其打造为抵御日本侵略的前哨阵地。然而个人配资炒股，这还不是最激进的主张。以张佩纶、邓承修为代表的清流派官员，提出了更为惊人的方案：在山东烟台设立陆海军大本营，集结全国海陆兵力，直接对日本宣战，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东方邻国的威胁。那么，作为当时清廷实际掌舵人的李鸿章，对此究竟持何种态度呢？

张佩纶作为晚清流派的代表人物，与邓承修并称清末政坛双璧。所谓清流，是指那些将个人名节置于国家实际利益之上的官员群体。每当国家面临重大决策时，他们总是喊出最响亮的口号，却鲜少付诸实际行动。这类人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常常让那些真正做实事的官员感到愤懑。然而讽刺的是，清廷却刻意保留着这样一批人。这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考量：为了防止知识分子像明末那样结社反抗，朝廷特意为这些科举出身的进士们安排了优渥的闲职。这些职位既不需要经世致用的才能，又能享受丰厚的俸禄，本质上就是国家豢养的一群政治装饰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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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佩纶的政治主张始终如一地强硬。在他眼中，任何妥协退让都是不可接受的耻辱。然而可悲的是，这位高谈阔论的官员对国际局势和现代外交几乎一窍不通，仍然固守着天朝上国的陈旧观念，用传统的朝贡体系来理解复杂的国际关系。中法战争期间，李鸿章特意安排这位主战派亲临前线，想让他将理论付诸实践。结果当福建水师稍遇挫折时，张佩纶竟成为第一个临阵脱逃的官员，直接导致左宗棠苦心经营数十年的福建船政厂毁于一旦。
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中法战争的惨痛教训并未让张佩纶有所收敛。短短数年后，当朝鲜局势再度紧张时，他又开始高谈阔论。这次，他与邓承修联名主张立即对日宣战。他们的理由是：既然张謇、袁世凯这样的年轻将领都能轻松平定朝鲜乱局，击败日本使馆驻军，那么日本显然不堪一击。他们鼓吹中国应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东征日本良机，一举消灭这个潜在的东亚威胁。那么，张佩纶的具体论据是什么？这些主张又是否具有可行性呢？

张佩纶自称长期关注日本明治维新。在他看来，日本民众普遍厌恶新政，渴望恢复幕府时代的闭关锁国政策。他还指出，日本萨摩藩与长州藩的权力斗争导致国债高筑，纸币信用崩溃。虽然日本在军事改革上效仿西方，但只是徒有其表，既缺乏名将统帅，又缺少老成谋国的重臣。关于日本海军，他认为除了旗舰扶桑号尚可称道外，其余多为木铁混合结构的陈旧舰只，根本不值一提。陆军方面，他估算总兵力约五万，海军仅四千人，且吃空饷现象严重，不得不招募浪人充数。这样一支缺乏实战经验的军队，与中国精锐的湘军、淮军相比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

平心而论，张佩纶的论述并非全无根据，他确实做了一些调查工作。但令人深思的是，他所指出的日本种种弊端，当时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邓承修作为广东惠阳人，年仅二十岁就在咸丰年间高中举人，堪称少年得志。与其他清流不同，他曾历任南方要职，是少数兼具实务经验的言官。因其奏章直言敢谏，不惧权贵，赢得了铁笔御史的美誉。中法战争期间，他奉命参与勘界谈判，面对法国人的武力威胁，他坚守镇南关，最终不仅避免了割地赔款，还成功收回嘉隆河、八庄等失地。正是凭借这些实绩，他才能与张佩纶齐名，跻身清末四大名流之列。

对于征日之议，邓承修首先从国土面积对比入手：日本不过相当于中国两个行省大小。财政方面，日本国库白银储备从未超过五百万两，海军不足八千，军舰多已腐朽，武士总数仅四万余人。他认为日本之所以敢在朝鲜挑衅，不是不知中国实力，而是算准了中国不敢主动出击。

李鸿章对这两位清流的主张给出了经典回应：东征之事不必有，东征之志不可无。他清醒地认识到，自明治维新以来，日本全面学习西方，其首相伊藤博文亲赴欧洲考察，皇室成员留学俄国，其他使团分赴各国取经。西方之所以乐于传授，是因为他们与日本存在代差，且能从日本的发展中获利。因此每当中日冲突，列强总是表面调停，实则偏袒日本。

李鸿章直言：没有灭日实力却先露灭日意图是兵家大忌。他客观分析中日海军实力相当，远征日本并无必胜把握。但他同时强调，保持东征之志至关重要。最后，他回归现实，呼吁补足南北洋海军每年四百万两的军费欠款，认为只有建设强大海军，才能真正捍卫海疆。这番论述既浇灭了冒进主张，又指明了务实的发展方向，展现了这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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